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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“陶瓷之路”的世界影响18世纪多彩描金花鸟图外销瓷盌

    源于中国的“陶瓷之路”不晚于唐朝时就开启了。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“黑石号”沉船,打捞出几万件瓷器,以长沙窑为主,经考证为9世纪上半叶制品,证明唐朝时已经有大量瓷器向外输出。不过,在明代初期之前,以销往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、北非等地为主,甚至明永乐、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,依然没有越过这一范围。

    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大规模影响,则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。这一时期,欧洲航海家成功开辟了新航线,大大延伸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一个典型的标志是始于17世纪初的“克拉克瓷”。正如我们在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看到的几个瓷盘,克拉克瓷大多数都是以青花描绘,一个显著特征是,盘口一圈被小点线或葵花茎分隔为一个个独立区域,像是一扇又一扇窗户,叫作“开窗”,每扇“窗”里的风景都不同,山水、花鸟,甚至文字,仿佛要借这方寸之地极尽可能地炫技。这种装饰手法后来在内销瓷器上也大规模使用,就连清代官窑有时也烧制。

    克拉克瓷因此成为荷兰商船的主要商品,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个世纪里成为瓷器贸易的最大客户,每年从中国运出的瓷器超过60万件。数量之大,实在惊人。这股狂热很快传遍欧洲,特别是在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的康雍乾时期,这条瓷器之路更是兴盛。中国外销瓷从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,发展到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百万件,而且价格昂贵,被称为“白金”。

    可以说,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“全球性商品”。作为瓷器之路的起点,中国的制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,其独家奥秘延续千年,世人莫不趋之若鹜。而且,在东西方贸易史中,茶叶和丝绸虽然更大宗,但它们完成的都是“输出—接受”的单向旅程,若论跨文化的交流、渗透、影响、融合,则非瓷器莫属,也难怪要以“china”来命名这种器物了。

    放在跨文化的视角去观察,更能清晰认识中国瓷器的内在价值,看清它的区域性、地方性和民族性。事实上也如大英博物馆馆长麦克格瑞格所说,“瓷器的历史是全球对话的历史,其对制造技术和日常生活、人文风尚等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双向的”。从这个意义上,瓷器之路完成了东西方交融的一个“文化大循环”。

    西方世界对瓷器的痴迷和对中国的幻想相互交织。在此之前,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马可·波罗写于1291年的著名游记,尽管人们对他的所见所闻半信半疑,但他五光十色的描述仍然提供了新鲜而奇异的幻象。比如他提到一座城市,“人们制作瓷碗,这些碗大小不等,美轮美奂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,别处没有;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。在这座城市,瓷碗到处都是,且价格低廉,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,其玲珑可爱,简直无法想象”。这是西方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瓷器。马可·波罗将几件瓷器带回威尼斯,也从此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漫长的“瓷器病”。

   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。人类制陶的历史由来已久,只要有黏土,加上一定的条件,原始先民就可以烧制出陶器,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创造。但是,从陶到瓷,几乎像是被施了“炼金术”,演变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瓷器制法为中国人所独有,作为器物的china与作为国家的China相互映照。然而,随着瓷器贸易的全球化,制瓷技术的全球化终究不可抵挡。

    欧洲人开始用各种材料实验,尝试复制出这种坚硬的半透明白色瓷器。第一件欧洲硬质瓷器诞生在德国迈森。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,英国人威治伍德开创流水线制瓷模式,不仅快速占领欧洲市场,也开始与东印度公司带过去的中国瓷器一较高下。

    到了18世纪末期,中国瓷器唯我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。1792年,英国国王以为乾隆皇帝助手的名义派出庞大使团,经过10个月航行到达中国。使团带去大量精美礼品,期望与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。在长长的礼品清单里,有一件物品并没有被乾隆皇帝重视,那就是英国威治伍德瓷器。而就在同一年,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关于中国瓷器的一切贸易。回头看,这个小插曲颇有象征意味,这不只是两大瓷器的第一次“碰瓷”,更是两大文明的碰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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